很显然，陕西高院是否会同意辩护人的这一申请，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办案手续问题，而属于能否确保号称杀人恶魔的邱兴华得到公正审判的重大问题。

面对河北省高级法院，张焕枝表现得绝望而无奈。如果检察机关遵守这些规定，就必须对王书金所供认的强奸杀害康某的事实进行审查核对，假如符合起诉的条件，应当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不过，按照《刑事诉讼法》第137条、第140条、第141条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6条、第348条、第351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遗漏罪行可以分别按如下方法处理：在审查起诉时，如果发现遗漏罪行，认为需要补充侦查的，应当提出具体的书面意见，连同案卷材料一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虽然，相对于河北两级法院而言，最高法院更为超然和中立，其人员的法律素养总体上也更高，但，我们必须承认，这些都不能确保它就一定能够发现真相。在二审审理中，据称，王书金自证有罪的供述仍然被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判决宣告后，王书金以此为由提出上诉，要求查清事实、承担杀害康某的刑事责任。高院一位李副院长回答明快坚决：研究决定，判决书现在不给。

但是，令人遗憾甚至有点愤怒的是，在此案曝光后长达两年的时间里，河北方面成立的专案组一直对外宣称正在调查，以至于使得在社会公众心目中几乎就是胜券在握的聂树斌案遭遇了出人意料的困局（毕竟，王书金已经招认自己才是杀害康某的真凶，尽管他是否就是真凶，还有待法院的最后认定）。毕竟，在真相确实无法查明的情况下，人们可能更加注意司法裁判是否实现了公正。因而严重一词不过是你说严重就严重的主观形态了。

什么叫正常渠道，法院受理最正常，可是这条路走的通吗。因此，走遍世界，都是权利不敌权力，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司法是权利可以申张正义的地方，也是权利得以保障的最后的生命线。因此，行政之于司法，如身使臂，如臂使手，如手使指，这种情况必然导致司法不公。

根据国家集会游行示威法，严重应该是指包围、冲击国家机关，致使国家机关的公务活动或者国事活动不能正常进行。和砀山农民不同的是，砀山许多村民都被行政拘留过，当地政府解释为妨碍公务。

我们现在的司法，范属行政权力之下。这里的关键是严重破坏社会秩序。进入专题： 司法 。可是这些行为，村民并没有。

这三位村民作为被推选出来的代表，由他们组织上访，合情合理，不应成为构罪理由。如题《三人组织百余村民在陕西省委前聚集获刑》，这就是最近来自古都西安的消息。走不通而上访，本身就很无奈。结果，这条道路也走不通，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使得自己的三位代表吃了官司。

行政权力习惯上把司法不是看作第三方，而是我方，是我方构成的一个有机部分。殊不知，警察和权力，天然就是暴力性质的，尽管它有它的合法性前提。

可是同样因为土地形成的冲突，权力找司法，一找就灵。该报道虽然没有报道农民受损的具体情形，但他们一次次上区、上市、上省、上京去上访，可见情形严重。

不言而喻，法治社会能够救济权利的便是司法。拆迁要的是公平，而不仅仅是答复。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比如西安灞桥的农民）才走上行政上访的道路。笔者由于写过这方面的评论，不止一次接到本地和外地拆迁农民寄来的材料和哭诉电话。这是一个对比，农民为土地找司法不理。就这次判决而言，三位村民代表犯的是非法集会罪。

何况砀山政府要拆迁，甚至带上了警察，说是防暴。当权利把司法当做自己的最后的救济时，司法必须中立于权力，否则它是在行驶行政意志，而不是主持公正的法律意志。

因征地而导致地方上的府民冲突，这几年来已经司空见惯。只是法治体制，权利虽然弱势，但可以寻求救济，正如同另一种体制则缺乏这样的救济管道。

冲突的两造谁强谁弱，也不言而喻。土地权利是农民最基本的权利，但这项权利实在很脆弱，它根本抗不起政府的一纸行政令。

如果法院可以受理涉及土地问题的府民纠纷，还需要他们到政府门前去上访吗，他们本来应该是去法院的。笔者听得内心发抖，但无能以助，只好建议他们上法院，而他们又总是说法院不受理。至于未依法到公安机关进行申请并获得许可，那么，是未申请，还是申请未批准，报道语焉不详，两者却大有区别。尽管法院使用了严重的判词，但事实不过是车辆行人出入受阻。

结合本月上旬新华社的报道安徽砀山县领导率警察强征村民土地引冲突，可以推知，土地纠纷中的府民冲突，在大概率甚至全概率的意义上，总是农民权利受损。因路政建设和房地产开发，陕西西安灞桥梁家街村的土地被当地政府征用，村民对赔偿标准、拆迁范围和安置方案等问题不满，遂推举三位村民为代表，开始不断上访，最终这三位村民因上访被绳之于狱

可是这些行为，村民并没有。当权利把司法当做自己的最后的救济时，司法必须中立于权力，否则它是在行驶行政意志，而不是主持公正的法律意志。

如题《三人组织百余村民在陕西省委前聚集获刑》，这就是最近来自古都西安的消息。这三位村民作为被推选出来的代表，由他们组织上访，合情合理，不应成为构罪理由。

殊不知，警察和权力，天然就是暴力性质的，尽管它有它的合法性前提。因此，走遍世界，都是权利不敌权力，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拆迁要的是公平，而不仅仅是答复。村民和警察、权利和权力，到底谁是暴呢。

笔者听得内心发抖，但无能以助，只好建议他们上法院，而他们又总是说法院不受理。不言而喻，法治社会能够救济权利的便是司法。

和砀山农民不同的是，砀山许多村民都被行政拘留过，当地政府解释为妨碍公务。就这次判决而言，三位村民代表犯的是非法集会罪。

至于三位之中的一位被判四年，我个人认为是脱离当时客观情形的。可是同样因为土地形成的冲突，权力找司法，一找就灵。